大凡老板，都是忙忙碌碌，终日不见人影的。更有甚者，将公司内外的大小事务全部纳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恨不得能分身。有调查公司对珠江三角洲地区101位企业家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电话访问，被访对象中85%以上为企业的最高层管理者(董事长、总裁、总经理)，调查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相当于1周只休息1天，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与国家规定的37.5小时的周工作时间相比，超出60%。不少高层管理者表示常常全周无休息，每天工作12-16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压力很大等。长期如此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一个企业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你想什么都管，结果就是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管不好。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精力甚至专业都是十分有限的。而企业的事情又太多，这样一对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到最能产生价值的地方。
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帕累托提出了“重要的少数与琐碎的多数”原理。它的大意是: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控制全局。帕累托曾提出，在意大利80%的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并且这种经济趋势存在普遍性。后来人们发现，在社会中有许多事情的发展，都迈向了这一轨道。目前，世界上有很多专家正在运用这一原理来研究、解释相关的课题。例如，这个原理经过多年的演化，已变成当今管理学界所熟知的“80/20法则”，即80%的价值是来自20%的因子，其余20%的价值则来自80%的因子。
那么帕累托到底发现了什么呢?在偶然对19世纪英格兰地区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模式进行观察的过程中，他发现被抽样调查的人里，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也许这还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但是，他同时发现了另外两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在某一群体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即总相关人口的百分比)与这一群体所享有的收入或财富之间存在一种恒定的数量关系。简而言之，如果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那么你便可以确切地推测出10%的人拥有65%的财富，或者说，5%的人拥有50%的财富。其中，百分比并不是关键，关键是相关人群中财富分配呈现出一种可预见的失衡。另一个让帕累托激动不已的发现是，在他观察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国家的相关数据时，这种失衡模式持续性地重复出现。不管是观察英格兰地区早些时期的数据还是其他国家同时代或更早时期的可用数据时，帕累托都发现了这一反复出现的相同模式，而且极其精确。
无独有偶，1949年，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乔治·齐普夫(GeorgeK. Zipf)发现了“省力原则”，这实际上是对帕累托法则的再发现和详尽阐述。“省力原则”认为，各种资源(人力、物力、时间、技巧以及其他任何生产性资源)都存在一种进行自我调整以实现最小化工作量的趋向，因此，大约20%-30%的资源占到与这一资源相关生产活动的70%-80%，齐普夫利用人口统计、文献、语言学知识及行业行为来展示这一失衡模式的持续性重现。例如，他分析了1931年费城20个街区的结婚证发放情况，发现70%的姻缘是在那些相距约6个街区的人们之间结成的。有趣的是，齐普夫还用另一法则证明了杂乱无序的合理性，从而为散乱的书桌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即使用频率较高的东西更靠近我们。因此，聪明的秘书早就知道常用的文档不必归档。
80/20法则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的反常规性。我们习惯于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同等重要。例如，所有的客户都同样重要，每一笔生意、每一件产品、每一份销售收入都很有价值。所有的公司职员几乎都无可替代;每一所大学都很优秀;甚至于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非常重要，对我们而言所有的朋友都是有益的;我们也应当对所有的咨询或者来电访问一视同仁;此外，所有问题都有一大堆原因，因此没有必要区分其中一小部分关键性因素。所有的机会都大致同样宝贵，因此我们不应当放弃任何一个。
80/20法则还认为，当我们知道了原因和结果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很可能会惊讶于它们之间巨大的不平衡性。不管这种不平衡性达到何种程度，它都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期。主管们可能早就预感到经营某些产品会比经营其他产品更赚钱，但当了解其中真正的差异之后，他们仍会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哑然失声。再比如，教师们可能认为他们班上大多数违纪或者逃课行为是一小部分学生干的，但如果认真分析记录，就会发现违纪行为与违纪学生数量之间的不平衡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我们有时也会感到某些时段的时间比其他时段更加宝贵，但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投人和产出就会发现二者间的差距异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