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田勘
（原标题：[来论]日本诺贝尔奖拿得多的历史根源）
2018年的诺贝尔奖已大部分公布，日本的本庶佑(Tasuku Honjo)因“发现免疫负调控抑制可治疗癌症”与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James Allison)一起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本庶佑是自2001年以来日本获得的第18个诺贝尔奖，这也意味着，日本在2001年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已经实现了一大半，并且从2001年至今，是每年一个诺贝尔奖。
如果仅从4种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来看，截至2017年，各个国家的获奖者人数依次为：美国333人、英国104人、德国90人、法国37人、日本22人。日本位列全球第五。
日本获得诺贝尔奖之多在全球名列前茅，当中原因正被各路学者和研究人员探讨和挖掘。关于如何获得诺贝尔奖，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一、英国科学家理查德·约翰·罗伯茨提出过10个原则，总结起来的第一大要素是，功夫在诗外。他的原话是，不要一开始就把目标确定为获得诺贝尔奖，而且，这不仅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法则。
日本的做法是内外兼修，功夫既在诗内，也在诗外，前者的经典表现是制定“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后者的体现是在一系列教育、科技、文化和社会政策上有意无意为获得重大科研成果站台和资助，大开绿灯。不过，当更多探讨和分析日本是怎样在科技和教育政策上下功夫，并因此获得一个又一个诺贝尔奖之时，也许有必要找到现象背后的思想和文化根源。
过去美国人总结的日本人的民族性是菊花和刀，那只是偏重于人际和社会关系，但是日本的民族性更多的还在于有一种被自然环境所孕育和熏陶出来的与生俱来的生存危机。
日本自然环境险恶，火山和地震频发，同时，日本自然资源匮乏，几乎没有石油、铁矿、煤矿或其他金属资源，约85%的能源依赖进口。而且，日本的人均密度较大。在一个没有天时地利的环境下，日本人处处时时都感受到生存危机，通过人的智慧、科技的力量以及更有效率的管理获得生存的资源和立足的根本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生存危机之后的另一个要素是，日本的见贤思齐。最重要的标志是，1885年3月16日，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一篇未署名的社论“脱亚论”，充分说明了“脱亚入欧”的理念。这既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并且也为日本成为今日现代文明和工业化强国夯下了基石。
这颗种子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固然有很多体现，但主要认为，科学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科学认知和真理的标准及认识发展的动力；实事求是，倡导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不迷信权威，提倡怀疑、批判、不断创新进取的精神；不承认终极真理，主张科学的自由探索，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对不同意见采取宽容态度。
这些精神作为春风雨露，早就在日复一日地滋润和教化日本人，最好的体现是他们从18世纪末开始抛弃传统医学转而学习现代医学。通过实验科学的验证和比较，日本人坚定地选择了现代医学，这也被视为日本医学革命的开端和现代实验科学在日本的兴起。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后来进而向日本的社会和政治领域渗透，并与后来的“脱亚入欧”的变革呼声前后呼应，互为弥补和旁证，从而揭开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现代复兴和崛起的序幕。
其实，日本今天能大把收割诺贝尔奖，主要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从那个时候就接受了洗礼，并埋下和夯实了第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