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
中国之前用死囚器官是事实，现在我们改了，全世界都能看到，都会尊重。
我们没有“活体摘器官”，那是胡说八道。
我也是志愿者之一，很早之前在红会做器官捐献登记的时候我就是了。支付宝上线之后，我还想第一个报名，结果大家速度都太快了，我没抢到第一。
北京青年报3月9日消息，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6日，全国共219365人通过书面和网络途径，成为逝后器官捐献志愿者。自两年前，我国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后，器官移植逐渐步入阳光地带。但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器官移植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专业医生短缺、手术费用较高等困境。如何走出这些困境？北京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
谈梵蒂冈会议
“器官移植旅游”去年在中国已无一例
北青报：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2月7日至8日在梵蒂冈召开，您应邀参会，为何引起国外一些人士不满？
黄洁夫：之前教皇科学院发来了邀请信，我当时觉得去的可能性不大，我们跟梵蒂冈也是没有建交。后来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说我应该去发出中国的声音，向世界说出中国真实的情况。我们派出了一个8人的代表团，由我担任团长。
其实，一开始我坐在峰会的现场，还是如坐针毡的，我们确实没有发声过。梵蒂冈峰会上很多国家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的态度是“两头小，中间大”——支持和了解中国的人很少，反对我们的也很少，但是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包括之前“活体摘器官”等谣言，我们虽然宣布取消使用死囚器官，但是对谣言没有发声、反驳过，（这些谣言）他们相信。
北青报：那这次峰会上 ，您是如何发声的？
黄洁夫：要发声必须要先改革，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取消使用死囚器官，我是没有办法发声的。在峰会上，我是用了孔子的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更也，人皆仰之。”意思就是，中国之前用死囚器官是事实，现在我们改了，全世界都能看到，都会尊重。但是，我们没有“活体摘器官”，那是胡说八道。
我承认，中国曾经是器官旅游的热点国家和地区之一，每年有数以百计的外国人来中国器官移植旅游，当时用的都是死囚器官。但是，中国政府从2007年推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9年原国家卫生部要求外国人旅游要经过卫生部的批准，这之后器官旅游的案例就越来越少了。2015年中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到2016年一例都没有了。这也与峰会上其他国家提供的数据相符合，有中东国家的代表就说，他们以前都是把中国作为器官移植旅游的最有希望的地方，现在再也不来了。
北青报：您的发声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黄洁夫：很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都从怀疑变成了支持。最后峰会发表了11点声明，其中关键的几点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倡议，比如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参与全球器官移植的监管，就是我在会上建议的，在草案中增加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