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白晨
截至2017年8月，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416家，位居全国首位。外商投资企业研发经费约占上海市的一半，上海市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研发中心有120家，外资研发中心的研发人员超过4万人。同时，已有40家成为全球研发中心。在一次公开场合上，某国内创新药企业CEO毫不避讳地表示，大型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效率低下是导致其关闭的主要原因。
本文系《E药经理人》杂志2017年10月刊特写报道《在华研发中心再定位》，更多重磅特写，敬请期待。
尽管已经进入9月，但是上海漫长的雨季似乎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一连几天的雨水让人心里的烦闷值快要到了顶点，而相比前一天陡降5度的天气也让这个普通的星期四在阴雨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9月7日，礼来中国研发中心的工作人员被召集到一起，等待他们的是一份来自礼来全球的战略调整计划：礼来将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早期临床研究实验室，在华研发活动重心将转移到更多通过本土协作和合作伙伴关系来推动早期临床领域研究上来，而关闭的产品研发管线主要是糖尿病领域。
从2015年开始，艾伯维、GSK、阿斯利康等跨国药企被陆续传出关闭在华研发中心或者解散相关研发团队的消息。在经历了大举设立研发中心的热潮后，这些曾代表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信心的中心机构如今却黯然关门。
在场的研发人员没有过多交流，大屏幕上正在播出调整的具体细则，有限数量的研发人员可以留任负责建立礼来在华的外部研发模式，这也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员将被裁撤。手头上所有的在研项目已经被叫停，他们也即将进行一对一谈话。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即将离开礼来的研发人才，接下来会成为众多本土制药企业抢夺的对象。一家本土制药工业50强的研发负责人告诉E药经理人，他已经知会公司HR，“快去，把那些人才吸纳进来。”
1
全球战略转型
从浦东机场出发，向西行驶30公里就会达到中国创新药物研发数量最多的园区之一—张江高科技园区。这片创建于1992年的园区，是当之无愧的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中心聚集地。
2000年后，随着中国市场对于跨国药企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同时也为响应中国政府引进创新的号召，跨国药企开始陆续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
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8月，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416家，位居全国首位。外商投资企业研发经费约占上海市的一半，上海市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研发中心有120家，外资研发中心的研发人员超过4万人。同时，已有40家成为全球研发中心。
在礼来关闭张江早期临床研究实验室的一个月前，GSK调整张江研发中心战略的消息就首先引起热议。GSK方面表示，这是公司全球层面正在做出的研发战略转型调整，其目的在于聚焦核心业务领域。作为聚焦研发战略的一部分，GSK将缩小全球神经科学领域的研发活动范围，包括终止一些研发项目。在上海开展的神经系统药物研发方面的优先研发项目将会继续进行，并将转入位于美国Upper Providence的研发中心。而人员调整事项，还尚未在日程之中，需待进一步确认。
有人认为GSK对张江研发中心的削减动作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毕竟，作为GSK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之一，创建于2007年的张江研发中心曾一度是跨国药企在华最大的研发中心，GSK也由此成为当时唯一一家将其核心疾病领域的完整研发产业链都设置在中国的跨国药企，其重点疾病研究领域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各种疼痛疾病。
同礼来一样，GSK的在华调整也源于公司全球层面的战略调整。
2017年3月，Emma Walmsley正式接替安伟杰，成为GSK新任全球CEO，是为数不多掌管跨国药企的女性CEO。随着新CEO的上任，对于GSK的重组计划也由此展开。
7月，GSK宣布拟剥离英国地区的饮料品牌好力克和蛋白粉品牌Maxi Nutrition，并将逐步剥离其他非核心业务，这是Emma Walmsley上任后的首个重大决定。而在随后召开的GSK 第二季度季报及投资者大会期间，Emma Walmsley首次公布了详细的重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将80%的研发费用集中投入在其两大核心治疗领域—呼吸疾病和HIV传染病，以及两大潜力治疗领域免疫炎症和肿瘤。很显然，GSK传统强项神经系统领域已不在Emma Walmsley未来的计划中。此外，研发重组计划还包括砍掉30多项前景不乐观的临床前和临床项目，重用罗氏亚太地区原领导人Luke Miels来管理其研发管线等。
对于重组计划涉及到的中国市场，Emma Walmsley这样说：“显然，对于GSK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商业参与，还要从生产和研发角度出发，in China, with China, for China。同时，也必须抱有耐心地看待这里实质的贡献成果，但我们仍将继续支持在中国市场取得的进展。”
跨国药企全球性的战略调整步入深水期，瘦身裁员，剥离成熟业务等也已经是大势所趋，而作为分支机构的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中心只能被动接受现实。
与GSK张江研发中心两街之隔的礼来研发中心，成为2017年第二家跨国药企关闭的在华研发中心。
根据计划，礼来将在全球领域裁员3500人，约占其全部员工总数的8%。除了中国研发中心外，同时关闭的还有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布里奇沃特的一处研发办公室，借以优化药物研究和开发业务。而在生产方面，礼来位于美国爱荷华州拉奇伍德的一处动物保健产品工厂也将搬到同州内的道奇堡工厂。
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更高效地集中资源用于新药开发以及改善其成本结构，包括推出新产品和对新适用证和产品线扩大开展临床研究等。自2018年开始，礼来预计每年将节省大约5亿美元，节省的这些成本有助于将2018年运营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下降到49%甚至更低。这也是继年初戴文睿接任全球CEO后，礼来最大规模的重组计划。
2
性价比
在一次公开场合上，某国内创新药企业CEO毫不避讳地表示，大型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效率低下是导致其关闭的主要原因。
高成本和低效率是外界普遍认为在华研发中心被裁撤的主要原因。医药研发是长时间高投入的浩大工程，但在华研发中心大多需要跟随总部研发策略，很难有深入的开创性研究。而包括土地、人力、跨国管理沟通等成本逐渐增高，最重要的是没有产出可以达到国际水准的研发成果，因此早期研发部门成为了裁撤重点。
有业内人士向E药经理人表示，尽管都是进行早期研发，但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路径选择也各有不同。如果起步阶段选择技术门槛不高的研究领域，能有较大概率产出成果，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而那些聚焦研发难度较大领域的研发中心，显然需要大量持续的投入，一旦没有实质性的研究进展，在运营成本日渐增长的中国市场，则很难继续进行下去，例如GSK此前在中国进行的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阿尔茨海默向来被冠以研发人员的“英雄冢”，“烧钱”以及“高失败率”是目前阶段该疾病领域的两大关键词。
另一方面，跨国药企普遍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抱有顾虑，很难完全放心将核心技术与业务放到中国来。因此，要在中国市场上研发全球第一阶梯的新药，以眼下中国市场的人力、物力还不能达到。
根据波士顿咨询的数据统计，新药研发产出率在1996年到1998年期间达到高峰，然后持续下降，至2008年跌入低谷，随后开始缓慢回升。
“从全球角度上来讲，大型跨国药企的研发效率比较低，并不能令人满意。”辉瑞大中华区总裁吴晓滨坦言，推动跨国药企进行在华研发中心调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研发效率。
在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高级研发总监李元勋看来，中国市场仍是公司中长期决策中的重要市场，而如果在此时选择了出去，再回来的成本可能会更高。他认为，目前跨国医药企业要想在中国获得最佳的研发效率，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全球最顶级的研发成果，而是基于中国医疗行业的临床特色，研发适合全球市场的“性价比高”的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它同样是全球化的，毕竟大家都爱物美价廉的产品。
诺华是今年另外一家被传出解散研发团队的跨国药企，据了解，被裁减的是“生物标记”研发团队。尽管诺华方面对于该消息始终未作出回应，但据相关人士向E药经理人透露，诺华在华研发团队较为稳定，并跟随全球战略进行升级，而且在华研发管线中已经产出可以提供到全球的成果。
2016年6月，诺华位于张江的研发中心正式落成并投入运营，前者投入成本高达10亿美元，而该研发中心也成为除总部瑞士巴塞尔和美国波士顿外，诺华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完全等同于、同步于国际的研发中心，并与其同等规模、同等步伐。
诺华集团（中国）副总裁张炜向E药经理人透露，诺华不会缩减在华研发，相反，会继续投入和扩大在上海张江的研发中心。并且在研发方向上偏向基础研究，与国际研发中心同步进行。
根据数据统计，诺华在中国有15个处于不同研发阶段的新药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两个研究领域：中国及亚洲地区的高发癌症，包括肺癌、肝癌、胃癌及鼻咽癌；肝病研究包括慢性肝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纤维化和肝硬化。
不断加大力度，升级在华研发中心的还有罗氏。
2016年11月初，罗氏集团CEO 施万在上海参加第2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IBLAC)时，宣布将把上海打造成继巴塞尔、旧金山之后的第三个全球战略中心，这是罗氏对上海战略地位的全新定位。
罗氏位于张江的创新中心项目于2015年正式启动，投资额达8.63亿元，预计将于2018年竣工。实际上，1994年就落户张江的罗氏，是当年入驻这里的第一家外资企业。而创新中心建成后，面积将达到14000平方米，具备220处模块化工作区域，将聚焦于研究与早期开发免疫、炎症及抗感染疾病领域的创新型药物。
3
从包揽到合作
尽管关闭了张江研发中心，但礼来未来在华研发战略则较为清晰：与本土企业合作。
礼来中国总经理贺安德在声明中表示，礼来将继续保留相当规模的本土药物研发团队，也将充分借助中国快速发展的研发基础设施，在药物发现和早期临床研究中探索与本地公司合作的新模式。
实际上，礼来在中国早已开始进行外部研发合作模式。礼来中国外部创新高级副总裁薄科瑞曾对E药经理人表示，契合的产品领域、高质量的研发能力以及合拍的企业文化是礼来在挑选本土合作伙伴时的考量重点。
2013年，礼来与和记黄埔共同开发抗癌新药呋喹替尼。该药由和记黄埔自主研制，并与礼来共同开发。和记黄埔负责产品的生产制造及上市申报，而礼来将负责这款药物在中国的商业进程。目前，呋喹替尼已经进入优先审评程序。
2015年3月，礼来与信达宣布达将在中国和全球联合开发3个潜在肿瘤治疗药物。三个药物，一个由礼来提供，两个由信达生物提供。根据协议，礼来将付给信达5600万美元首付款。而信达的临床前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如果在开发、注册和销售方面达到了特定的里程碑节点，礼来还将支付信达最高总额10亿美元的里程碑款。这桩交易金额也刷新了当时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和跨国药企研发合作的记录。
2016年3月，礼来与药明康德宣布共同在中国开发、生产及商业化一款全球首创的小分子口服降血脂新药。药明康德将负责该药物在中国的开发、生产及注册事务，包括提交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礼来将负责该药物在中国的营销事务。
此外，礼来通过礼来亚洲风险投资基金已在中国投资近10亿美元，与中国各地的本土创新药研发机构合作开发创新药物，其中包括信达生物、三生制药和贝达药业等知名企业。
对于跨国药企来说，保留需要较大人力资源和管理能力的临床开发环节，把高风险的早期研发环节剥离外包，充分发挥本土小型研发公司高效和低成本的优势，形成研发风险共担模式。
2016年底，辉瑞将授权派格生物开发适合中国患者的葡萄糖激酶激活剂（GKA）类药物，该项目已由辉瑞成功完成全球临床Ⅱa阶段实验，辉瑞将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内授权派格生物对该药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并提供研发知识、前期临床数据和专有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辉瑞首次与中国本土企业联手进行新药研发。
“相对于大公司来说，小公司的研发效率反而比较高。因此很多大公司现在都在转型，寻求更多地和这些进行早期研发的小公司进行合作。从全球布局上来看，如何把研发生态系统更多地扩展到与小研发公司以及科研院校的合作上，大公司也要开始重新思考传统的研发模式是不是到了需要改革的阶段。”吴晓滨对E药经理人表示。
在他看来，未来一定会发生的方向性趋势有两点，首先，无论是研发、生产，还是其他方面，跨国药企在中国市场的投入一定会增大；第二，跨国药企和本土科研机构以及本土院校的合作一定会加强。
2015年12月，阿斯利康宣布了一系列在华的投资计划，旨在打造完整的在华研发产业链。除了服务中国市场，还有意将中国本土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
在与外部企业合作开发上，阿斯利康与和记黄埔合作开发、审批和销售创新肿瘤药物沃利替尼（Volibinib）。而早在2012年，阿斯利康旗下的全球生物药研发机构MedImmune就与药明康德成立了合资公司，在中国进行炎症及自体免疫疾病药物MEDI5117的开发和商业化。2017年1月，该药物获得了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的临床试验批件，将作为1.1.类新药在中国开展Ⅰ期临床试验。
今年新上任阿斯利康中国区总经理的冯佶对E药经理人表示，自主研发与本土合作并进是阿斯利康在中国研发的主要途径，这也是未来可以使中国创新走向世界的重要保证。
2017年3月17日，CFDA在官网上发布了《关于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尽管只有480个字，却极大地刺激了跨国药企的神经，中国要彻底放开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限制。这也让外界预测，跨国药企将加码在中国的研发动作。
实际上，是否设实体研发中心与重视中国市场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而无论是关闭研发中心，还是缩减业务线，并不代表跨国药企减少了对华的投资，变化的只是投资的方式和模式，毕竟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跨国药企对这一市场的关注绝不会变少。
原标题：【调查】跨国药企中国研发中心“再定位”背后